芬雷对谈任一飞：关于外卖计划，谁在骑手的系统困境之外？
2021年，借由第九届华宇青年奖的契机，华宇青年奖组委会和艺术家共同发起此次「写作计划」，邀请二十余位写作者和策展人，以评述或与谈的方式，对艺术家进行个案研究。我们希望，经由这些文字，能或简或深地了解这些年轻艺术创作者的来踪和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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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雷对谈任一飞：
关于外卖计划，谁在骑手的系统困境之外？
芬 雷：
“外卖计划”跟你之前的《老君庵》项目还有你参与发起的“天台计划”不太一样，它所呈现的社会性明显更强：作为艺术计划的实践者，你需要成为一名骑手，在抖音直播，以骑手的身份发声，还要回到艺术工作，发动骑手和网络上的人加入餐箱广告计划，组织骑手运动会，以及召集各行业的人在城中村夜谈。我想知道在参与和组织这一系列事情过程中，你自己的感想是怎样的？
《外卖计划-村中夜谈》（甘家寨村）项目现场，任一飞与对谈者，2021
任一飞：
“外卖计划”从去年5月份就着手筹备了，整个项目是“文本研究——实地调研——在地创作”的方式，从一些已有的资料、报道和文章入手。在研读过程中，就发现外卖平台的从业者已经多达七八百万，而且他们又是在一种新形态的运行结构中工作的，这使我对其中的运作逻辑、工作方式以及每一个外卖环节间如何链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然，最吸引我的是里面具体的人。
我带着对批判研究新型剥削机制的视角，最初的落脚点主要聚焦在了骑手身上。我觉得他们跟流水线上的工人、富士康的员工是类似的，只不过工作形态和背后机制有了跳跃式的转变，他们通过系统大数据的运算进行多点排布，以一种去中心化的结构维持运行。这是我最开始的想法，当时调研的标题就叫“一场对新自由主义零工经济的切面调查”。
随着调研和实践的深入，慢慢发现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也不仅仅是新型工作形态对人的剥削问题，这里面也有个人的选择，相比其它工作，外卖骑手更合适：例如工厂流水线的工作，要跟工友打交道，要被工头监管，有固定的工作时长，中间溜走上个厕所都可能被罚钱。相比之下，有些人觉得外卖更自由，起码工作时间是灵活的，酬劳也是通过自己努力换取的。
还有更直接的问题，也是网上讨论最多的，就是关于福利保障。但对于有些骑手来说，好像不是特别在乎，大部分人还是把骑手当作一个过渡性的工作，可能干个半年仨月就走掉了，当然这也跟每个人的权益意识有关系。
调查中就发现里面很多情况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觉得外卖就是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平台，而日常中看到的外卖员跟平台其实隔着很多层。整个行业的运营方式是外包化，只有系统、运算和数据属于平台，在地方上，不管招聘的人还是具体的管理团队，物流的配送以及相关的宣传，基本由外包公司完成。经过层层外包，骑手们虽然穿着平台的衣服，但实际却是跟各种外包公司产生的雇佣关系。
然后再说我的一点感想吧，其实也是我最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性艺术如何可持续？尤其在“外卖计划”算是完成一个阶段的工作之后，这个问题变得特别重要。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一是特别看重实践的过程，尤其是在社会的现场进行，针对特定的问题展开，实践过程本身可以说就能产生某种艺术的能量；二是艺术可以跟各种身份、各种阶层的社会大众相互关联，通过带有想象力的工作产生不一样的关系，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现实关系。
还有，也是比较切实的一点体会吧：如果真要通过一个艺术项目去生发社会现实的一些可能，需要在一个特别深入的关系当中，或一个特别长期的对话当中，才有可能慢慢实现。如果只是短暂地做那么一两个艺术项目，可能也挺有意思的，但毕竟就那么一天半天的时间，过去了不太会再有，那么对人和社会现实来说，容易昙花一现。
《城中村大飙客-骑手运动会》活动邀请函，海报中骑手为任一飞，2021
芬 雷：
在做了一个阶段工作之后，现在去考虑这些问题，的确是必要的。有一点我觉得，“外卖计划”跟你之前的工作有差别也有关联，关联的是都比较强调身体在艺术中的作用，但不是简单的通过一种身体力行，把身体或感受带入或极限植入的方式，而是设置了几种不同的身体情境，我想说的就是这种借由身体情境所呈现出来的社会情境。
在“外卖计划”里，你既是一个外卖骑手（哪怕是短时间的，很多骑手都是短时间的过渡工作），又是一个艺术计划实践者，既是城中村的一个空间发起人，又是城中村骑手运动会的组织者，还是一个骑手餐箱广告计划的策划者，在做了这些工作之后，你还要考虑如何将这些工作转化到一个艺术作品中，并尝试着进行可能是最少的展示……这里面的不同环节或不同层次，打开了一个经由经验和感知去构想社会关系的身体路径。
比如说，为什么一个新骑手在一天之内很难做到接很多单，除了路况不熟悉，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身体吃不消。骑手运动会上，骑手们穿梭在城中村看似杂乱却有致有序的街道，不是比谁更快而是谁更慢，这种身体对于电动车的操作、对于街道和行人的穿行体验，都是很具体的。还有就是餐箱广告，观看者置身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人群中，不经意看到那些不是广告的“广告”句子……
《外卖计划-骑手餐箱广告租赁》（广州场）张贴在街头餐箱上的广告，2021，WhatYouNeed摄
然后说到社会性艺术的持续问题，还是以“外卖计划”为例吧，这里面的持续性可能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艺术工作者或艺术团体工作的持续性，艺术工作者主要推动的，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基本的方法意识，或者某些观念塑形，然后放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现场去持续试验，这种持续性是对艺术工作者本人来说的。第二种是地方的持续性，由地方群体推动，艺术的工作更多在于嫁接和导向公共感知，这里的持续性主要体现在艺术与地方工作的关联性。第三种是研究的可持续性，需要跨领域的参与和对话，打开新的工作界面，艺术主要在于激发议题和创制互动形式，这里强调的是对话和跨领域临时集体的持续性。这三种持续性在“外卖计划”里显然都有可能。
拿最后一点说吧。“外卖计划”中骑手困在系统中的问题，呈现了非常多的问题，有算法的问题，技术架构的问题，平台的问题、公司管理的问题、新型雇佣劳动的问题……这里面的问题甚至用“复杂”都难以形容，艺术的工作有可能只触及到一个表层肌理，那么是不是可以经由这个表层肌理，展开更为深入的跨领域交流？毕竟今天不只是骑手困在系统里，还有更多劳动者困在系统里。
《城中村大飙客-骑手运动会》项目现场，2021
任一飞：
我很多时候的确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基点的，主要是觉得要有一个切入点，一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当然这不仅是指我的身体，更是以我为主体的反身性实践，慢慢去往外扩散，去跟其它主体产生交集。
芬 雷：
是的，这也是我看你作品最直接的感受。从《障碍物》到“天台计划”再到“外卖计划”呈现了不同的身体场景。早期的《障碍物》，你更多关注的是一种身体的置换，像你说的，跟其他主体产生交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推己及人的交集之身体（非现实的你或他，但跟你和他有关联），理解为一种社会雕塑，但如此社会雕塑并不是指身体本身，它其实是通过身体置换打开了一种关系性的空间。
就像你提到的，外卖餐箱广告，是在各种社会缝隙里面打游击。仿佛是在看起来牢固乃至封闭的社会现场钻空子，一种石头缝里游动的方式。这种缝隙既是非常实在的（社会现实中真实存在），也是异常抽象的（要持续地和他人关联起来感知很困难），而且脆弱易变。
天台小组（任一飞、危佳乐、万逸之、王旭风）与当地居民合影，2019
天台小组，《临时体》，装置，影像，尺寸可变，2019
任一飞：
这样来想，不论是身体置换，还是身体的介入，发觉在之前艺术实践里，更多的我会主动去构建整个项目的逻辑框架，但这次在“外卖计划”里，我已经变的不是那么重要了。准确来说，我只是参与构建了一个基本的运行逻辑，然后让它自己慢慢生发，其中会出现什么，我也没法把控，这也恰恰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最终整个项目是我和参与者共同构成的。现在还有很多人联系我，想在全国各地去做餐箱广告计划，我当然是支持的，希望他们再增加些想象力，让它变成一个不断生发的事情。
另外，我也在想你刚刚提到的这种钻空子的、游击式的工作方式，它其实是在一个相对底层的社会构造里面，所展开的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只是这种行动比较难达成有效的沟通机制，在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和级别的时候，也很难触发外卖机制的反馈。
还有就是在沟通过程当中也确实遇到很多的边界和限制，就是我做“村中夜谈”的时候，主动去联系，想把整个外卖经济里面的不同节点联系起来，可能我只接触到站长那个层面，我想跟西安地区的外卖机构总部联系，就遇到很多困难。
在这些之外，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管探讨任何一个局部的问题，还是说某一个工作范畴的问题，当把它抽离出来看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很多跟其他人的关联性，甚至跟社会生活的一些细枝末节都有很强的关联性。
比方说一个普通劳动者和技术的那种关系吧：有个站长跟我说起过，外卖员长期工作，会慢慢琢磨系统的特性，遇到要超时了，他就故意把手机直接关机，这样系统就会信息识别为这是手机出故障了，骑手再后期申诉，一般通过率都很高，系统不会判断为超时。他们是通过这种日常生活中比较活化的经验去解决问题的，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好像每一个工作者都有一些处理问题的主观能动性。虽然这种能动性更多聚焦在具体的工作环境，但至少可以应对技术和系统给人带来的某些问题。
《外卖计划-村中夜谈》（甘家寨村）项目海报与现场，2021
芬 雷：
这里面的问题显然值得深究。一方面是人与平台，如何去沟通、如何去连接？“外卖”似乎成了敏感话题。我们觉得可以谈的，对方不想和你谈，当一些对话的渠道和交流的可能性被阻挡、被抹除的时候，艺术在其中的更大效用，不见得是直接解决某一问题，而可能是让这种社会的传达性重新发生，使社会被看见、被倾听、被感知。艺术的“钻空子”或者说社会缝隙间的游击，让社会持续获得不一样的交流空间。
一方面是人与人，如何去沟通、如何去连接？相比于流水线上的劳动者，外卖骑手所游走的社会空间，又被加盖了一层，由技术、平台和算法带来的附加装置，整个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幢科幻电影里的未来建筑，尤其当这样的装置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触发相应的奖惩机制时，一种治理的因素和一种规训社会的因素就随之被建立起来了。它不只是骑手的问题，而是跟我们每个人都相关，却也在不同操作的使用中形成了难以共情的局面。你会发现系统本身，经由算法治理，为一种新型规训体系带来了不共情的合理性，随之带来人与人难以连接的问题。
另一方面还有经济理性和技术解决主义的问题。在外卖骑手的问题上，平台会通过优化算法的方式来解决，比方说把骑手送外卖过程分成几个时段，在算法上解决问题，看起来更智能了，更人性化了，等等。包括外卖骑手，其实很多都是经济理性的人，他要的就是赚钱，在系统中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切好像都能解释得通。只是当讨论的问题已经超出技术解决时，这里面的关系还有什么？这些问题可能不只是跟点外卖或送外卖有关系，也跟我们的生活本身有关系？在算法治理和技术构架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可以放到多领域思考和实践的地带去讨论。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置换或交集地带。
在“外卖计划”中，我觉得已经呈现了这样的面向，举个例子，就是骑手们在罗家寨这个城中村自发的聚集这个现象。这是值得持续关注的。这种聚集看起来只是为了吃饭歇脚的便利，但仔细想想，它并不是随机的，你会发现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社群性或者是一种集体性，一种联合落脚的特性，这显然跟罗家寨的地方性是有关联的。
由此说开去，可能扯远了，是不是可以把在罗家寨的某些因素进行适当提取，形成一种“对话-交流-反馈”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挪到广州或者杭州去，再通过这种机制所收集的信息和资料，使地方之间产生一种沟通和协作机制。若能建起这样的沟通与协作机制，就非常不得了，就已经逆写了平台资本的既定架构。
抛开这些不谈，你也可以谈谈自己的身份转换，包括最后艺术感知的转化。一个艺术工作者去做外卖骑手，可以是社会实践，也可以是一种扮演，无论如何，当你处在工作的系统当中，你其实就是一个外卖骑手，只是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你还有了另外一重的任务，就是转化这么一个现实的工作。当外来的艺术工作者，去面对那些有具体问题诉求的社会现实的时候，很难再去转化它，但也确实需要尝试转化它，这里面的关系也是微妙的，你是不是可以多谈一谈这方面的一些体验，或者一些总结经验？
《骑手餐箱广告租赁》项目中与骑手签订的广告租赁协议
《外卖计划》展览现场局部，图中为参与者提供的广告内容，西安，2021
任一飞：
实际上我陆陆续续做了三个月的骑手，比较日常，确实进入了一个骑手的状态，可能唯一不同的是，我头上戴了个小摄像头，每天跑单我都会记录下来。另一个和其他骑手的区别是，我的路线不太固定，我想在城市更多区域游走，主要是为了更多体验骑手的情况，而一般的骑手都是在一个固定区域工作的，因为路段更熟悉，工作效率高很多，系统也是以此调配的。一般最快的骑手一次能同时送十几单，我做不到。
我做外卖员，有个目的，是想通过工作去认识更多的外卖员，跟他们产生了联系，另外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也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事情。但开始工作之后，我才发现骑手是非常个人的工作，在接单送单过程中，很少会与其他骑手有交集。所以当我开尝试进行艺术转化的时候，切入点一直比较难确定，后来很偶然发现外卖餐箱这个点，一系列想法就全打开了。
这里面的艺术转化，主要是跟展示有关。从展示空间这个角度出发，我就留意到很多外卖餐箱的外面没什么内容，当时就想能不能在上面写点或印点什么，这样骑手骑行的时候，就能在大街小巷传播。最初是想自己做一些图像标语贴到餐箱上，后来想如果接着餐箱创造某种人与人的连接方式、构建某种对话关系，进而在城市里传播，不是更好么？这样的话，就没必要只是我自己的内容了？我能不能让大家一块来参与？大家一起构建这个项目的同时，也能构建参与者和广告租赁者之间的联系。
这样一步一步的设想和推导，就尝试着去做了，结果发现可行性非常高，也因此让这个计划增加了非常多的连接：参与者提供一份内容给我，我作为中介再跟骑手去一个一个沟通，沟通过程中，我又进一步跟骑手有了更多的联系。我开始认识他们，开始跟他们一块聊天，再加上我自己参与发起的艺术空间就在罗家寨，来往次数也比较多，就这样从陌生到熟识，这个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一旦打开之后，后面很多事情就顺水推舟一样地开展下去了。
《外卖计划》展览现场，西安，2021
当我跟更多的骑手有了联系之后，可能性就随之变多了，因为这种相互的理解和交流多了，我就更加清楚我可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以及做到什么效果了，而不是凭借对于这个事情特别模糊的想象来构建行动了。事实上当事情一旦开展之后还是有很多意外惊喜，在骑手餐箱广告计划里参与者们提供了各样不同角度带有想象力的内容，其中有对具体社会问题的表达、有个人困境的抒发、有艺术创作的展示、有跟骑手的对话。它变成了一个在城市空间中不断流动、生发的微型表达空间。
当然，我现在也并不认为艺术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它会构建某种联系，产生某种关系。这些一直都是我工作当中比较关键的考量。这又联系到我前面提到的持续性问题，因为在现实中有了一个可持续性的关系或者一种连接状态之后，人和人间的连接才能激发出更有意思的东西，这也恰恰是我最期待的。
作者
芬雷
艺术与出版策划人，曾策划记述电影周（杭州，2014）、居伊·德波电影周（杭州，2015）；曾联合策划“写一切：重识社会文本与艺术实践”（2016）、第11届上海双年展城市项目“谷神变”（2016）、方志小说：驻村写作联展（2018）、写作诸历史：关于当代写作生态的提案讨论会（2018）等。
2021年华宇青年奖入围艺术家艺术家
任一飞 Ren Yifei
硕士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专业。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性艺术、参与式艺术等艺术类型，关注艺术实践在社会空间中的生成和效用。曾在本地发起过多个社区艺术项目，试图通过扎根社区、合作参与的方式活化社区生活，发掘社区问题，在充满流动性的社区内重新发掘感性的价值空间。现也为西安共治空间的发起人之一。
2021年第九届华宇青年奖入围展
2021年第九届华宇青年奖入围展
完美之隙
策展人：杨紫
开幕：2021.12.04 16:00
展期：2021.12.05-2022.02.16
地点：三亚华宇艺术中心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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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宇青年奖”发起于2013年，是由华宇集团主办的公益性艺术奖项，专为在复杂的当代文化语境下不断实验和探索的青年艺术家而设，旨在持续性地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沿面貌，展示新生代艺术家多维度的创作样态。除现金奖励外，华宇青年奖将给予获奖艺术家在专业领域的支持和资助，包括个人作品和艺术项目的实施、相关展览的策划、宣传推广以及文献出版等，并为新一代艺术工作者建立艺术创作和学术讨论的平台。
华宇集团创立于1989年，是以商业地产为战略主导业务的大型企业集团，近年来通过“华宇青年奖”这一大型公益项目，华宇集团积极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助力。